“动力”与“秩序”：开拓近现代中国哲学史的新空间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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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宗旨是在时代自我意识的高度，对现代中国思想和中国精神如何围绕着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内在期待而展开的复杂历程，作出哲学反思。

上海市社科规划课题优秀成果“动力与秩序——中国哲学的现代追寻与转向”（批准号为2012BZX002），从社会哲学的视角，围绕“动力”和“秩序”两大核心观念，考察十九世纪末以来观念史的进程如何传达文化精神的转向。

原文 ：《“动力”与“秩序”：开拓近现代中国哲学史的新空间》

作者 |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高瑞泉

图片 | 网络

寻找社会哲学的新视角

从前现代到现代，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迁，是整个社会结构性的，涉及我们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样态；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不能不回应这一历史巨变所带来的挑战。

以往人们注意到的历史观、认识论、价值观和方法论甚至逻辑学，它们在近代以来所发生的革命性变化，涉及哲学变革的不同层面或某些视域。我们则主要从社会哲学的视角集中考察十九世纪末以来，围绕着“动力”和“秩序”两大核心观念，前辈和时贤作了何等有深度的思考并发生了什么样的论辩，同时探寻观念史的进程如何传达了文化精神的转向，考察它对于世人理解历史、认识今日中国的现实以及我们的未来，有何值得注重的意义。并希望通过视角的转换，开拓研究近现代中国哲学史的新空间。

从社会哲学——社会动力学和社会静力学——视角考察19世纪末以来中国哲学观念史，其最初的焦点就是注意到19世纪晚期以来，中国文化精神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表现出对社会发展之“动力”的强烈追求。这一场观念变革如何引领了中国后来发生的巨大飞跃？发展起来的中国又如何出现观念运动主流之再度转向，表现出对“秩序”重建的高度关注？

从农业文明开始转变为工业文明，以及从中央帝国突然被拖入高度竞争的国际环境，是“中国意识的危机”之所以产生的社会原因。1895年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特殊的意义，这一年成为20世纪中国思想主流激进化的起点；从社会史的视角看，正是由于1894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原先在“中体西用”论的文化共识基础上儒家共同体所保持的社会团结，再也不能维系下去。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共同组成的儒家士大夫共同体分化了。它是20世纪之所以成为“革命世纪”的原因之一，也在观念世界开启了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三角——一种既复杂又不断调整着相互力量对比的——关系。“救亡—富强”是当时中国人的共同追求，问题是：第一，如何到达富强？第二，中国需要何等样的富强。由此转到社会哲学的向度，第一个是“社会动力学”问题，追问积贫积弱的中国如何获得迅速富强的“动力”；第二个是“社会静力学”问题，关系到中国应该有什么样的“秩序”原理。19世纪末儒家知识共同体的解体，根本原因在于这两个问题上当时的人们未达成基本的共识。

形成观念史的脉络

在“社会动力学”的论域中，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变革无疑具有重大的作用。但是，在中国人普遍地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之前，甚至在中国刚刚酝酿制度变革之际，知识精英的观念世界特别是价值观念的变化，预示着中国文化精神正在转向动力性的追求。正是这一追求，成为大规模社会变革的前导。它表示现实生活中对 “富强”的追求，需要哲学的辩护，导致“动力”的追求成为民族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内在期待。中国哲学有悠久玄远的“变”的智慧，但是中国古代哲学中，儒家既有强调“生生之谓易”之“刚健”的一脉，也有与释道两家类似的强势理论，即以虚静为本体的哲学。传统哲学的“动静”、“道器”、“力命”之争，进入近代以后，积极地应对时代的拷问，要从古训“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模式中转变出来，促成中国转变为足以与“浮士德—普罗米修士”式的西方文明相竞争并进达“超胜”的现代社会。

我们特别集中研究从1895年到1995年这一百年间，应因中国社会变革的内在期待，围绕着“动力”和“秩序”两大核心观念，活跃在中国思想界的各派代表性人物如何提出理论主张、展开学术论辩，从而形成了一个观念史的脉络：在总的趋向上，适应社会急剧变革的要求，依托进化论广泛传播的文化背景，又经过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的飞跃，前卫思想家们提出各种不同的理论，表明“动力的追寻”曾经是这个“革命世纪”的强主题。当然，其中亦蕴含了“秩序的焦虑”或者关于“秩序”的具体结构的争执，但相对而言后者曾经是一个弱主题。这种状况到20世纪最后二十年发生了转向，与文化激进主义让位于文化保守主义相应，此时，“动力的追求” 让位于“秩序的重建”，后者迅速上升为时代的强主题。因此，我们可以描述出如下的总体过程：在较长的时段里，“动力的追求”压倒了“秩序的焦虑”，而20世纪最后二十年开始，“秩序的重建”势必要将“动力的反省”综合在其自身。

“动力的追寻”转向为“秩序”

“动力的追寻”使得中国文化精神具有更为健动的气质，对于中国现代化的精神动员、推动中国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其作用可用“哲学革命成为社会革命的先导”来比拟，因而居功至伟。因此，对它采取非历史主义的态度是不恰当的。我们对它的意义之基本肯定集中在两点：第一，从现代化的客观需要出发肯定动力性的获得；没有这一转变，就没有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飞跃。而完全舍弃动力式的现代性观念，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将无以自处。第二，从内涵的民族情感而言，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需要新的持续的动力。无论历史上的进化论者、马克思主义者和现代新儒家在具体问题上有多少差距，在救亡图存、民族复兴这个大事上，都有相当的共识。在经过长期的曲折、中国真正成为现代化强国以后，人们将会认识到，19世纪晚期以来发生的这场转变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不过，对“动力的追寻“之“肯定”，决非无条件的肯定。这不但指对加入这场转变的各种理论的原生形态，我们需要一种分析批判的工作（正如对进化论传播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近代唯意志论思潮等，早已引起了广泛的批评）。而且现代性有其内在的矛盾和困境，对“动力”的追求，注定了中国近现代哲学的某些重要流派带有激进的气质，它与被哈列维视为“哲学激进主义”的功利主义，构成了某种谱系关系。以欲望的解放为核心的“人的解放”，在带来新型的人格理想的同时，也曾经使许多普通人经历了心灵失序的迷茫。现代中国由于经历了传统的断裂——原有的秩序被打破，新的秩序需要重建——而显得尤其严重。从前现代到现代，不但新型的政治制度需要秩序原理为其作合法性辩护；如何安顿人的心灵、重塑社会秩序，这样的思考，虽然在“动力的追寻”呈现为主流时就已经存在，但就观念史而言，直到1990年代，尤其是随着中国高速发展开始面临如何重塑世界秩序的问题时，“秩序”才真正成为思想界共同关注的焦点。这种转向在哲学上的集中表现是：1980年代我们看到主体性的凸现，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提出了以实践为中心的主体性理论，和现代新儒家力主的道德主体性之“挺立”；而进入1990年代，则“主体性”话语在大陆迅速分化并进而渐渐消隐。

将“动力性”综合在理想秩序中

大致依照历史时段而具体展开的过程可以表明，各派哲学的意见虽有派别的区分，但在历史的进程中实际上又是有分有合的。在看似针锋相对的争论中，其实有某些隐蔽的共识；在总趋势上趋同的时刻，也不等于具体方案会始终雷同。从1895年开始形成的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三大思潮之间的三角关系，以一种不稳定的组合方式，或隐或现地存在于“革命世纪”之始终。在哲学领域，一开始也可以看到中国现代哲学中有马克思主义、现代新儒家和实证主义的三大流派与其遥遥相对。无论是在“动力”问题上，还是在“秩序”问题上，它们都各有自己的观点和方案。我们在详细展开它们各自的方案中可以发现，上述三种话语的互相交集和论辩，构成了贯穿世纪的“古今中西”之争中极为丰富而重要的哲学内容。由于它们是在持续的争论中演变的，它也就表现出中国现代哲学如何在“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的过程中，曲折地传达了时代精神。

“动力”和“秩序”是关乎人类社会生活的两项实存，它们为现代社会同时需要，其关系也需要获得合理的解决。换言之，进入现代化的中国必须具备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同时又必需建构起合理的秩序，既容纳“动力”的积极作用而不遏制其生命力，又能保持社会在整体上的动态稳定、避免破坏性的风险。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儒学有源远流长的秩序理论，也有丰富的“变”的哲学，但是，对“动力”的观念，只是在20世纪才有了比较充分的讨论；中国哲学的现代追寻补充了“动力”观念的丰富性，它是中西融合的产物又具有中国之特色。但是，如何对传统的秩序理论作创造性的转化，尤其是如何能将“动力性”综合在理想的秩序之中，还有待当代哲学研究者的努力探索。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对“通俗哲学”和“学院哲学”作辨证的综合,试图更宽广地把握社会的精神现象，通过对于现代中国哲学围绕它们展开的历史考察，提供理解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的新视角，同时也对社会哲学在中国的成熟提供某种个案。通过考察广泛的社会-政治思潮和哲学思考的内在联系，来讨论中国现代哲学的重要侧面，希望这样的工作对认识巨变中的时代、认识我们自己、规划未来能够有所裨益。

【本研究亦属于中央高校基本业务费项目华东师范大学精品力作培育项目（2018ECNU-JP007）】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16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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